公公常对我说："你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妹（广东人的习惯用语），能过五关，斩六将，到我身边来，我是又老又病又没有钱，你是到我这里跳火炕来了。

是"火炕"吗？

这里燃烧着的是一团炽热的火种，一位年过八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鲁迅语）的熊熊烈火始终在老人的胸中燃烧着。

这把火，通过刊物《新音乐》的秘密传阅，曾经烧向当时处于日伪统治时期的沦陷区的上海，那些来自延安，来自抗战区的革命歌曲，点燃了人们的希望，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我在这本刊物上，看到了李凌的名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抗战胜利后，我在我家附近的作家书屋和生活书店，买到了李凌的著作，我的钢琴老师介绍我到中华星期音乐院去就读，但很可惜，就读不久，终因我肺病的病变而辍学，我未能见到李凌校长，后来知道，他已撤退去了香港。

解放后，在我婚后的家庭里，常有音乐界的朋友和我爱人一起谈工作，当大家谈到李凌同志时，都异口同声亲热地称他为李大哥。当谈起由北京发起的对李头哥不公正的长期批判时，大家纷纷私下地怀着无限的担忧说："李大哥遭难了……"，一种叹惜，一种愤懑，一种欲语不能畅的感情，散漫在我家的小客厅里，李大哥在新音乐运动中所洒下的火种，谁又能忘得了？

我最爱读登载在人民日报上李大哥的文章，短小精悍、思想锐利、落笔轻快，是如此地打动了我的心。行文绝不说教，却能把读者引向极具高度思想性，高度艺术性的音乐鉴赏力的提高上面来。它不是抗战时期冲锋陷阵的烈火，却犹如冬日里在室内燃烧的炉火，那点点火苗，渗暖了广大读者的心，让大家懂得了音乐的生命力和他的价值所在应该是什么！

大概是1962年的秋天，我爱人告诉我："李大哥要来上海开会，他进住锦江饭店，第二天夜里就住我家。然后，按次轮班分五夜，各到老战友家去住宿，去叙谈，直到最后回北京的前晚，再回锦江饭店。那夜，他俩促膝谈心直到深夜三点多钟，我静坐一旁，仔细观察大家敬重、爱戴的李大哥，一件旧西服，里面穿的不是衬衫，而是一件旧睡衣，他说他去参加开会，去会友，就是这身打扮。好啊！我们的李大哥，火一样投入工作的李大哥、奋不顾"身"，要的就是工作效率，李大哥，我们敬崇你。

十四年前，当我爱人病故后，我没有丝毫再婚的念头，我自小多病多灾和同样也是多病多难的爱人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我也疲乏了，多么渴望一个人安安静静度我的晚年。

93年夏天，李大哥托人打听到我还是寡居单身，他悄悄和我通信来往有半年多之久。

94年元宵节，我来到北京，李大哥要我每隔一天到团结湖他家向他"汇报"我的思想动态。我家兄弟姐妹多，我是排行第六的小妹。兄姐们、老朋友们、小辈们，大家出于对我的关怀，担心再婚后是否有利我的老年生活？众议纷纷，似乎是阻力大于助力。

"跳火坑"一说，由此而来。

这那里是"跳火坑"。

和李大哥作伴已近十年了，小辈们习惯于喊他为公公，喊我为婆婆。这十年，是我向公公学习的十年，丰收的十年。十年中，他因病住医院十多次，在疾病的煎熬中，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笔，直到最后一次住院的前夕，还在家中半夜的灯光下看稿，对稿，他的回忆录《跋涉人生》初稿已基本完成，他的劳累，每每令我心疼，更多的是敬崇。

他在人生道路上，艰苦跋涉，而对种种险风恶浪，始终乐观，开朗，宽容，真诚。他心地善良，他非常纯洁，他对人生站得高，看得透，看得很远很远……，他的一颗赤热之心，火一般地炽烈。

你们听到吗！我家的好公公，大家的李大哥、李老在他生命垂危的病房中、在昏迷的呓语中，反复大声疾呼："……你仿要团结！要把工作做好！……"

公公的生命之火虽然己经燃尽，但他伟大的人品、艺品，是我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财富，他无愧于他劳累的一生，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的精神永留人间。

我为公公的精神感召而来。

公公的远走，我是又悲又壮，他的硬骨头精神，他的生命之火，永运会在我心中燃烧。我一定要以我的垂暮之舞，继承他的遗志，把他来不及做完的工作，尽力去做好它。

亲爱的公公，安息吧。

附：

陈志音同志：

送上文稿，也许太长，写得匆忙，文字表达力差，希望你邦我修改、删改都行。

附上照片，其中一张是去年秋天，在农展馆参观乐器展览会时所摄，公公左手握小本子，右手握笔，他说我是老记者，我来展销会采访，我要写一篇文章……，你看他笑得多么灿烂，满脸阳光，我也笑得开心。

如果稿挤，用不上的活，我把这张照片送给你留个纪念，如果用上了，也不必寄回。

祝
偏安！

汪里汶 2003.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