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今年九十岁了。在京中央直属音乐院团、学院，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几乎都留下他工作过的脚印。经常见到许多老爸的朋友，老同事、老部下，都会关切地寻问近况，最后会异口同声地说"你爸是个大好人"。一次中央电视台几位年轻记者、摄像为做一个节目来采访他，他向来是不善言辞的，几句话就说完了。记者们只好去采访过去的老同事们。过了几日，采访记者来电，要求再访。他们说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人说起一个人、一个老领导，会如此异口同声、发自肺腑地、那么激动地夸奖，甚至流下热泪，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引起了他们的好奇。

老爸的一生在音乐界，从某种意义讲也是很具传奇色彩的，在广东台山出生的他有农民和侨工（相当贫农成分）烙印，中学时代就爱好极广，且关注国家大事，是个热血青年。台中毕业，学过缝纫、当过教书匠 ，受鲁迅"为人生而艺术"启发，曾想去日本学习绘画，却由于日本侵华，辗转去了延安，原本考入鲁艺美术系，又被吕骥拉到音乐系与李焕之同班。一年多后又从"解放区"回到国统区开辟新的敌后战场，在音乐界恐怕只此一人。从重庆、昆明、仰光、桂林、重庆、上海、香港转战大半个中国，历尽"无数血风腥雨的折磨"（李凌语）。解放后，一方面为开拓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不断地创建，从参与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创建；到文革后领导中央歌舞剧院、中国音乐学院恢复；创建社会音乐学院、中国函授音乐院；组建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音乐教育委员会的，象一个垦荒者在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然而同时又在历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中不仃地挨批。正象严良 同志说的："解放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弯着腰干事业呀！ "

除了作为艺术行政领导、社会活动家，音乐教育家著称，他更以音乐评论家而被留在史册中，辛勤写作而著作等身的他被李焕之称为"我们音乐界的一代文豪"(1993年)。

爸爸奋斗一生，却是两袖清风，他没有为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却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随着年令的增长，我对此体会越来越深。

他象一个多棱宝石，究竟干了多少方面的工作难以数清，而他性格爱好更是难以三言两语能描述出来的，所以 "大好人"的描述恐怕就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了。我想用爸爸曾说过的：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人来讲讲我老爸这个人也许会更清楚一些。

鲁迅精神与风格

爸爸常说：我受鲁迅的影响很深。他曾写到：我在初中二年时，就迷上了鲁迅先生的文章。他的书基本上都没放过，有的文章不知道反复念过多少遍。他的'为人生而文艺'，为救中国而改医学为文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李凌研究文集－〈深致谢意〉》

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精神在爸爸身上表现突出。爸爸的一生爱憎分明。他投身抗日运动，为解放中国而呐喊，是他在大是大非前的鲜明爱憎表现。在文艺思想方面的争论，他敢于顶住"潮流"，甚至不怕犯上，大胆讲出自已的意见，这是他精神上的爱憎分明。

他一生对群众音乐生话，对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关照当然有政治的原因，但也正因为他体贴广大民众对音乐的需求，所以他在解放前能利用音乐武器去团结号召民众；解放后能大力开展音乐普及工作，热情支持群众音乐话动；在"极左"思潮压力下，敢为广大民众所喜爱的轻音乐挺身直言。

而"爱才"是这种甘为孺子牛、甘为人梯的最典型表现。对人才的发现、培养、敢用。从学令前的小琴童，到才华出众的英才，从艺术家到普通工作人员。记得八十年代初，年仅七岁的吕思清被他爸爸带来北京。当时音院附小还未恢复。爸爸听了他的拉琴后，立即四处呼吁，并打电话通过毛毛请邓小平同志给于关心。不久就听说小平同志在关于科大少年班的讲活中提到"一个天才小琴童"应该破格培养的消息。后来为了清清爸爸在京培读的生活费用，还特意安排将函授音乐院的教材绘谱工作交给他做。

文革前中央乐团网络了一大批中国音乐界尖子人才不说，文革后，他为乐团指挥的后继人才，煞费苦心，亲自拿着邓（小平）办的信跑上海市委要陈燮阳；到中国院后为彭丽媛考研三下山东……。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他不仅对"尖子人才"一片爱心，正如他的学生刘新之说的："…他几乎是把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视作可造之才，能拉一把就拉一把，能促进一下就促进一下…"（《李凌研究文集》420页） 。任何人来求他邦忙，认识不认识的，老的还是小的，从没见他拒绝过，近九十高令，尽管一只眼已全瞎，另一只只剩0.4视力，每年都为犯脑血栓或脑溢血住院，但一个电话、一封信请他题个辞、写个序或文章，马上就扒在桌上写起来，几乎不过夜，每每令求他的人自责不已。有谁如说起有什么困难，他会热心肠的马上邦忙，又是打电话、又是写条子。这股子热心肠，是他一贯的，在朋友圈子里多少对夫妇是他拉的线，做的媒人，有时热心地连家中小保姆的事也操心；多少人走进专业院校、团体是他的鼎力相助；有些人还没有求到他，他都主动为他们考虑，如五十年代末中央乐团成立后，有一批业务骨干，步入中年，又大多是解放前专业院校甚或国外留学回来的，在舞台上独唱独奏不行了，去乐队、合唱队又有些屈才，他就邦助联系到各省的音乐院校当教授去，使他们的专长得到更好的发挥。后来我到各地出差常碰到这些老乐团人，他们总是拉住我手对爸爸问长问短，表示感激之情。

而鲁迅写作的杂文形式、风格对他的影响更是深刻。他曾在多处文章中提到：（我）对鲁迅的文章，特别热爱，有时写文章的笔风都受他的影响。…《音乐流花新集》109页。他一生写作，包括整本书集，都是以千字左右的杂文为主。上万字的文章极罕见。短文在战争年代，敌后那种环境下，高效快速。写的快，小报、小册子，印刷发行的也快，对当时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也易接受，感召宣传力也更大。

解放后长期担任行政工作的爸爸，繁忙的各种会议、排练、演出等业务工作以至单位的人事、后勤，更有经费、住房、基建等等事务性工作缠身，根本没时间坐下来写长篇大著，也是环境逼的形成这种写作风格。许多艺术家担任行政工作后总爱抱恕没时间搞业务。其实关键在自已，用他的话叫《治学要自己逼自已》（《音乐札记》）。爸爸的写作时间基本在夜里或清晨，（到现在养成的习惯，成黑白颠倒了。）文革后八十年代初，一次参加沈阳音乐周活动时，他对我说，我每次参加这类活动（如"哈尔滨之夏"、"上海之春"等），我都给自已规定，听完音乐会，回到旅馆，每晚一千字。91－92年在美国考察访问，马不仃蹄从东到西九个城市，人没回国，在音乐周报上一篇篇访美杂感连续登载，回国不久一本《旅美杂谈－访美音乐通讯》就出来了。短杂文的写作风格就这样从鲁迅而来，化作他的个人写作特色。

鲁迅先生对爸爸讲已成为他一生做人做事的楷模。俗称"人生七十古来稀"，可年近九十的他却以鲁迅的"有一分光，发一分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激励自己，在严重疾病困扰中"…决心尽我所能，动笔写文。那怕只能坚持一刻钟，我也要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焕之和我》竞在十年中又整理出版了厚厚的几大本书。最让家人感动的就是2000年初，因眼疾几近失明，仍每天扒在小茶几上写文章，记得就是在写《焕之和我》时，他几乎是摸着写的，常常好不容易写了一段，字全叠在一起根本看不清，实在不行就由他一句句口述，汪妈妈一字字重抄出来。

鲁迅的影响还可以从一些小事上看出来。他的文章常有些"自造"的词，我问他为什么老爱发明这些新词写作，他随口就说"鲁迅说的'作家造词、一般人学词'！"爸爸受鲁迅影响甚至连鲁迅对中医的偏见也一并接受下来，在家里常常会为让他练气功、吃中药争吵不休。

毛主席的辩证法

文革后，一次爸爸对我说：毛主席给我的影响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我去延安时，正好他刚发表了《矛盾论》。在后来，不管什么风浪、什么思潮过来，我总是用辨证法的观点去对待。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过激了就会走向片面，在别人都倒向一边时，我会提出相反的意见…。

后来在他的《答词－深致谢意》（1993）这样写到："…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延安鲁艺那一段学习生活。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尤其是《矛盾论》，对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影响最大。

…事物都存在许多矛盾，要解决矛盾，就要用力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掌握住，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李凌研究文集》 爸爸常用他对音乐民族风格的分析来举例，他认为这本身是很复杂的，有许多方面问题，但主要的还是音乐语言问题。这个提法对当时的中西乐器、土洋唱法之争是有益的。

在平常他对我说的特别多的也就是"工作要抓主要的"，他常说"力气要用在刀刃上"。正因为他总在我身边敲打着，使我工作、生活少走了许多弯路。

《矛盾论》的辩证思维方法也是形成爸爸在那个特别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没有跟风的重要因素。许多老艺术家常感叹的说：许多人在整理自已过去的文章，翻看那个时期的东西，因为受当时（政治）思潮影响太深，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太少了，可是你爸爸写的东西，今天看仍站的住脚。…

记得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港台歌曲刚开始进入大陆，内地也有些作曲家，歌唱家模仿，一时间引起不小震动，当"小花"等一批有争议的歌曲出来后，爸爸当时曾多次写文章提醒大家要区别健康的抒情和庸俗低级不健康的靡靡之音，别把别人的拉圾当鲜花都捡了回来。后来，一次我在音协看到音协某领导 在一份报告草稿中把"小花"列入"毒草"名单中，我认为不妥，同时告诉了爸爸。第二天爸爸在头头们讨论时坚决地表示反对，某领导才收回这个提法。

改革开放后，在如何对待流行音乐和先锋派音乐，开始一些年轻人盲目追逐时，爸爸一方面找来资料听、看，一方面写文章分析，对一些青年人的盲目提出批评。 但当后来听说有人称之为"两大 毒瘤"时，他又站出来反对，为谭盾、陈诒、周龙等一批年轻人撑腰，为此与老朋友都吵翻了。

这次闹非典，九十高令的老爸，天天从早到晚盯着电视，一方面对"非典"发展形势担扰，也不得不忍住一个月没出门。另一方面又不仃的说"搞的太紧张不好"…。为此常和家人争吵。我想这就是他的辩证法吧。

平时在家里，我经常会对各种事发表些意见，爸爸总会跟我看法不一样，于是常常发生争吵，而且是大吵。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我家发生什么矛盾了呢。对这种争吵我总不明白我错在那儿。终于一次爸爸对我说，我就是要告诉你，不要偏激，更不要自以为是。想问题看问题要从多个方面去考虑！在爸爸多年的敲打下，我才渐渐明白过来。并为自已都这么大了，还能有人不时敲打自已而感到幸运和幸福。

周恩来总理的宽大为怀善于团结人

爸爸一生敬仰周总理，总理对他的工作为人也影响最大。在他写的数篇关于总理的文章均有详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的宽阔胸怀、善于团结人、包括政敌都不得不钦服他的人格魅力。在这方面也是爸爸受影响最深的。

爸爸是从延安出来的，到了重庆敌后，对广大群众、进步青年的团结工作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总理指示他还要注意团结那些上层音乐家们，包括在国民党的机构里当官的、有爱国民主思想的音乐家。总理的指示奠定了爸爸一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统一战线信念。也是他这辈子有那么多朋友的根本。在这方面已有许多人著文述说，如对马思聪、黎国荃、李抱忱、陈田鹤、杨仲子、胡然、江定仙、李翠真、范继森、沈知白、夏之秋 等等的统战工作。不在这儿详述了。但有几件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

记得1987年我到大连得胜乡农民管乐团去给那儿的中小学生上课，一次听管乐团排练时迂到一对南京来的老专家，他听说我是李凌的女儿，马上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很想念李凌同志。我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军乐学校的校长。我之所以没去台湾，就是因为认识你爸爸，我相信他。解放了，我没有了工作，我试着给你爸爸写了封信，述说我的困境，没想到他马上回信，并向有关部门推荐，使我又重新有了工作。几十年了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表示感谢，请你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1993年谭林叔叔讲的一件事给了我巨大的震撼：

1949年初，北平解放，老李被组织调京工作，离香港前，他把用稿纸订成的厚册子交给我和叶素，以表格形式开列了整个国统区音乐专业人才的详尽名册，并清楚地记录他多年积累的，跟他们交往的深浅程度和他们的思想动向，嘱我们继续利用香港这个特殊活动中心，配合全国解放的新形势加深交往和争取工作，…《李凌研究文集》

在总理亲自指导下，爸爸就这样领会和执行中央的统战政策，并影响了周围一批骨干，按照党的指示他一方面在进步音乐青年中培养一批忠于党的专业人才，鼓励他们在特殊环境下边战斗、边学习，在白色恐怖的危机时刻，设法保护他们；另一方面从敌人阵营又争取团结了一批党外专业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音乐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最急需的专业人才做了充分准备。

人们常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们常生活在与自已志趣相投的圈子里，有些领导人手下只能容听话的，尤其是难容比自已强的高手，一山不容二虎，人称"武大郎开店"。但爸爸一生中多次是双头制，解放前的《新音乐》杂志主编开始是他和林路，之后一直是他和赵风主编，无论两人在同一城市还是远隔万里（一个昆明、一个上海）；1982年第四届音代会后，爸爸主动挑起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创办工作，当时作为作曲家的时乐蒙同志表示他也有兴趣参加，爸爸马上高兴地说好就设两个主任吧！开创了音协委员会双头制的先列。1985年第五届音代会上，在吕老、贺老的倡议下，他又积极开始筹备音乐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召开座谈会、招兵买马，动员一批老音乐家们关心支持国民音乐教育，筹划音教委名单和工作…。转眼1986年他听说上届任外事委员会主任的赵风副主席这次没参与任何委员会工作，作为一个老资格的音乐教育家，爸爸马上把他又拉进音乐教育委员会任双主任之一。1985年爸爸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时，当时中央为推进全民办教育，批准部级机构可以办教育。正好山西文联有意办一所函授音乐院，派曹国强来京找到爸爸，一拍即合，搞社会办学爸爸是太有经验了。后来为加强领导力量，爸爸又把赵风同志拉进一起干，又是一个双院长。再后来还把孙慎同志也拉进来当顾问，不挂院长名的院长，谁说一山不容二虎。

中央乐团自成立后人才济济，艺术人才总是个性比较强，名角多难免争名争利的事就多了，但爸爸想尽办法把大家团结起来，共同为音乐事业奋斗。首先他不仅"抢人"，更重培养，采取送出国、请专家，办学员班多种渠道提高业务水平。同时他十分关心团员生活。文革前中央乐团的排练、住房条件是中央直属院团最好的。历年来所有荣誉，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等，乐团的人数比例是比较高的，但他从不沾边。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他想办法搞来黄豆、糖，还有肉，来给大家补补营养。特别是政治上关心大家，反右时，他把大家"轰下去"演出，不让严良 这个有名的"大炮"回国，保护了一批人。在三化极左思潮下，全国交响乐团（队）全面临"改行"的危险，他和团员们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领导全团为中国的交响乐事业拼博挣扎。对于团员犯了错误，特别是生活问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处理不好，是最容易因此而葬送一个人艺术生命了，在文艺单位这又是特别容易出的问题，爸爸在这方面总是采取严励批评教育和给出路的方法，挽救了许多艺术人才…。这一切每一个过来的"乐团人"都铭刻在心。

他不仅在音乐界，在艺术界也有一批好友。他利用一切工作机会广结益友，象文革刚结束，每逢年初四侯宝林（曲艺），谢添（导演）、方成（漫画）、晏明（诗人）、王琦（画家）等艺术大家们的聚会，后来发展到二、三十人的大聚会。在我的记忆中无论在1946年的上海，大家共食一锅霉米稀饭；还是1950年在天津，刚从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一邦朋友大食螃蟹：还是60年代初困难时期，用妈妈患糖尿病的特殊补助晏请南来北往的朋友们；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他与舞蹈家戴爱莲共事后，长期亲密合作，被传为佳话，我清楚记得我们两家多次作邻居时他们的深厚友谊。…。家里不管经济状况、住房条件如何，总是宾朋满座。他与版画家黄新波、京剧艺术家李少春、画家罗工柳、曲艺家魏喜奎、戏曲艺术家红线女…太广太多的朋友均有深交，且每对友情都有好多有趣的故事。好客是爸爸妈妈的传统，也是我家的传家宝。

八十岁后，经历了老伴去逝的创痛、一年五次的住院、脑血栓、脑溢血轮番侵袭，耳聋眼瞎（白内障黄斑病变），他从大难不死中挣扎出来，在汪妈妈和众亲友孩子们的呵护下，居然比过去好了起来。就这样十年来他从未仃过笔耕，特别是近几年每每思念老友，他总觉得不为他们写点东西心中不安。就拼命象跟生命赛跑似的，写了大量回忆文章，如贺绿汀、李焕之、周巍峙、王昆、舒模、董源 等，

尤其对一批老专家们，他总感到这几十年对他们照顾不够。于是专门写了一批关于他们的文章，如喻宜萱、张文纲、江定仙、张权、缪天瑞、司徒华城、黄飞立、赵梅伯、等等。收集在2003年再版的《音乐流花 新集》中。爸爸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将总理的教诲深深铭刻心里，终生不渝。

陶行知先生：不！我是屡败屡战！

爸爸真正与陶行知共事时间并不多，但他很早就知道陶先生、敬重陶先生和他的教育主张，早在三十年代初，刚中学毕业不久的爸爸就在家乡试行过 "小先生"制教学，后来还多次在广东搞小先生运动，为此还编写了十三本《抗日小先生》诗歌集。这对他一生的音乐教育工作有很深影响。那种不拘一格，从实际出发的培养人才的思路，从早年在广东家乡的教学，特别是在抗战敌后环境下的育才音乐组、新音乐社的函授音乐院、上海、香港的中华音乐院；以及解放后乐团的学员班、中国函授音乐院，社会音乐学院的办学中都深深烙刻着陶先生教育主张。他晚年反复呼吁的"多轨制"教育，对那些陈旧古板的旧教育观念真是深恶痛绝。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人品对爸爸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极深刻的。他自已曾多次回忆陶先生为一个早恋女孩的教育对爸爸讲述《悲惨世界》的故事，使他深刻体会陶先生的"爱的教育"的思想，并铭记终生。

爸爸谈起陶先生的影响，认为最大的恐怕是"屡败屡战"的精神了。

爸爸曾多次讲过一个故事"陶先生对我影响最多的是对事业的奋斗精神。记得有一次周小燕的父亲对陶先生开玩笑般地说：'陶先生你是屡战屡败似的，你办一件什么事情，反动派就把它搞掉。'陶先生丝毫没有犹豫地说'不！我是屡败屡战'。我在国统区的工作中，也经常受到反动派的迫害，经常到处流亡，刚开辟了一个工作，就被打掉了。但有了陶先生的'屡败屡战'的精神的鼓舞，我是从不气馁的，直到现在。《李凌研究文集〈答词－深致谢意〉》1993从延安到国统区，要搞抗日、搞任何追求民主进步的东西，在重庆那个地方，处处要防特务追捕。41年皖南事变后，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势力的追杀，在总理亲自布置下，爸爸和光未然、赵风一批骨干迅速撤离重庆，逃亡缅甸，当时妈妈正怀着我，一路颠沛流离，挨饿受冻，到仰光还差两个月出生的我就提前生在了日本飞机轰炸下，燃烧弹片掉到刚出生的我的嘴里，两个月无法进食…那时爸爸妈妈经常一天只能吃一次饭－一包荷叶团子两人用。由于敌机的轰炸，他们还经历了失散，还是爸爸他们在寻找战火中失散的战友时偶然找到了妈妈。但这些非旦没使爸爸动摇，正是在这战火中，爸爸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5月，《新音乐》遭到国民党查封。爸爸写了一首小诗《跌到算什么》，词中表达了他的不惧反动势力镇压的硬骨头精神：跌倒算什么，我们硬骨头，爬起来，向前进…后寄给舒模叔叔，谱成歌，一下子在全国传唱开来。这首词是最集中表现爸爸一生的顽强奋战精神。

1947年在上海，特务就在家对面盯着，捣乱失败只换来革命志士更加激昂的斗争。一次因搞反内战活动，一位战友被捕，组织上立即安排他撤离，在学校上完课，直接上码头去了香港。我们一家是分三批撤离的。到了香港，马上"新音乐"香港版、香港中华音乐院都上马，继续奋斗。他就是这样在"屡败屡战"精神鼓舞下永不仃息地奋战着！

解放后，没有了反动派的追杀，可以甩开膀子搞音乐建设了。他象一个开荒者，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创建，开拓，从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及文革后恢复中央歌舞剧院、中国音乐学院、社会音乐学院、中国函授音乐学院…他均在创建者的行列之中，从没仃步过。

但任何时候总会有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压力，有时也会有生命安危存在（如文革中）。甚至被"自已人"批斗…。对待冤屈，也同样是一种磨难，爸爸仍没忘记陶先生的这一精神。正如严良 说的"他这一辈子是屈着身子办事业的，他从来没有神气过。1952年他在音工团当团长，他是党员，是音工团的第一把手，可是他却连个支部委员都不是，只能定期向支委们汇报工作，这恐怕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吧。到了六十年代，他就更倒霉了……批的最历害的是1963年（注：应为64年底，关于文艺界两个批示后），《光明日报》日复一日地使用了通栏的大标题"批判李凌同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但这二十多年李凌从未消沉，一直在挺着胸膛战斗，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摘自《李凌研究文集－〈李凌这个人〉》。

63年开始国际（反苏反修）国内形势发展，已开始有批判他文艺思想的文章，他不能再写东西了，但他顽强的生命力在这方面压杀了，他会在另外的方面钻出来！于是开始搞刻字，一头钻进去，还真搞出不少成果，63年带队最后一次赴莫斯科参加联欢节，当时已开始国际反修，团员们活动受了限制。他带了一箱子石头上路。后来在我驻苏使馆，还专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石刻展。

文革前，他戴着"修正主义"的帽子带领全团搞《交响乐－沙家滨》，为交响乐发展要杀出一条生路！而这个奋斗却带来文革中更凶猛的批斗。

文革中他被"专政"，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成天写不完的"检查"。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也并没有倒下，他想自已以后可能不能搞音乐了，"但总要做点工作，如果下放到农村去，写写标语，或到电影院去画画广告，我还是可以的。……"《美术字集－美术字杂谈》。当时怕他自杀，把剪刀之类都没收了，只留一个刀片刮胡子用的。就这样他在小黑屋里边写检查，边搞起美术字写作。他利用早上清理拉圾（名曰"劳动改造"），收集彩纸、烟盒等等做美术字的装饰。到文革结束，居然整理出版了一个《美术字集》。他永远地乐观对待一切困境、磨难，就在被关起来的小黑屋里，他还用自已有限的饭食喂养一只小老鼠。在小汤山劳动时，他与所养的鸭群建立了深厚感情，想出很多方法改进喂养；利用休息时间练习画油画……。在他的《美术字集》后记中他写到"这本集子，命运是很苦的。…这也象是一个人的生命，除非被断送了，不然，他总是要活的，要生发开去的，你把他这方面禁压了，他就在另方面去生长，因此，几千年来，被损废了不少，也没有把一切生机禁锢住，真是'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爸爸就是这样在前辈们的亲切关怀、支持指导下，在他们的思想品格光环照耀下走过了漫长的90年，而今真是古来稀时，仍未仃止笔耕，还找到许多新的生活乐趣，珍惜地欢度晚年时光。

李妲娜

03年6月13日